01
1941年的某天清晨，一名年轻警察匆匆赶到了位于重庆曾家岩的戴笠公馆。
年轻人的名字叫沈醉，是戴笠的手下爱将，时任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。
今天的沈醉刚起床，就接到戴笠贴身警卫打来的电话，让他把汽车加满油，务必尽快赶到曾家岩来。沈醉不敢怠慢，心想这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大任务了。
戴笠见到沈醉后给了他一个地址，任务是接一个年轻女人，然后必须不做停留地送到成都的金河街戴公馆。
沈醉隐隐觉得这不是啥紧急的军情大事，就想坐下来先把早饭吃了，没想到戴笠抓起鸡蛋和面包就塞进他手里，让他马上出发。
按地址开车来到目的地巷口，沈醉一眼就看到了那名年轻女子，拎着两只皮箱，人长得非常漂亮。（沈醉的原话是：极标致的姑娘。）
网图，与文章内容无关
接上人，车子刚驶离巷口，沈醉就看到一辆小轿车和一辆大卡车迎面而来，卡车上全是大汉，手里拿着棍棒。再一看后座那位标致姑娘的慌张表情，沈醉大致明白是咋回事了。
按现在的说法，这一幕叫做“捉小三”…
沈醉是个脑子活络，比较有好奇心（八卦心）的年轻人，于是几番交谈后，就把那姑娘的底摸清楚了。
原来，年轻女子和戴笠没啥直接关系，她是中国银行的职员，宋子文的“外室”。宋的老婆知道这事后，就派人来“捉小三”了。
当时宋公馆的警卫工作是戴笠负责的，所以宋夫人在那“摇人”的时候，戴笠就已经收到了消息，于是把这个“紧急任务”安排给了沈醉。
在内容丰富的沈醉回忆录中，这只是一段“八卦插曲”，但也揭示了一个事实：宋子文和戴笠的关系不一般。
这已经不是简单的“同僚互助”了，更像是“好兄弟”之间的行为。
那么，这两位民国知名人物之间，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
02
在一众民国政要中，宋子文和戴笠之间的“共同语言”其实并不多。
首先，宋子文是金融界的“文人”，而戴笠则是特务系统的“武夫”。不喜欢戴笠的人可能觉得“武夫”一词都抬举了，最多是个“打手”。
其次是两人的文化水平（学历）也不在一个层次上。宋子文23岁就从美国名校博士毕业，而戴笠直到而立之年才刚刚考上黄埔军校第六期。
后来六期生的学业因蒋介石下野而中断，复课后戴笠却没有回归，因为他的“特务事业”那时刚起步。戴笠的这个选择是务实的，但也造成了他事实上只是“黄埔肄业”的这个终生遗憾。
最后，宋子文家世显赫，一路平步青云，而戴笠则是白手起家，玩命打拼数年才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所以，两人的背景和成长路径也截然不同。
中国人不论是结亲家还是交朋友，多少都要讲点“门当户对”的，这一点完全不适用于宋、戴二人。
宋子文、戴笠
如果说他俩有什么共同点，那只有一条：蒋介石的“身边人”。
宋子文和戴笠在民国历史上最显眼的一次“交集”，便是西安事变。简言之，在蒋介石“落难”之际，宋、戴二人都用实际行动证明：他们是最忠于蒋介石的“身边人”。
当然，两人“忠心”的出发点各不相同。宋子文和蒋介石是“利益共同体”，而且他的背后是英美，所以不容亲日派利用事变做文章；而戴笠则是因为“感恩”，以及“自保”，作为特务头子，他对这事负有失察之责。
但不管怎么说，西安事变给人的直接感观便是：宋子文和戴笠是蒋介石身边一文一武的两大“忠心之臣”。
不过，这个“共同点”还是不能成为宋、戴成为“好兄弟”的理由。因为，越是“身边人”，越要保持距离感，应该像孔祥熙、陈布雷那样做“孤臣”才对。
所以，宋、戴的交情，得有具体事件来做“催化剂”。这事发生在1931年。
03
1931年7月24日，宋子文乘火车从南京抵达上海北站，同行的是机要秘书唐腴胪和几位年轻随从。
宋子文和唐腴胪身着白色西服，在一众年轻人的中山装里格外显眼。
站台上，枪声骤然响起，唐腴胪中弹倒地，而反应敏捷的宋子文则就近躲到了一根大柱子后面，逃过了此劫。
杀手见“白西服”倒地，以为行动得手，扔下烟雾弹后全身而退。
谍战剧中经常出现的上海北站
宋子文当时是民国的“二号人物”，但此案却不是那一年最轰动的刺杀案。因为，一个月前，蒋介石在庐山遇刺，子弹从他耳边擦过，杀手被当场击毙。
1932年4月，复兴社特务处成立，戴笠奉命彻查这两起刺杀案。这一查，查出来的幕后主使竟是戴笠的结拜大哥，上海斧头帮帮主王亚樵。当时，蒋介石的政敌胡汉民计划在西南开府，建立反蒋抗日基地，而王亚樵的暗杀行动和“西南派”有着密切关系。
戴笠是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“徇私”的，于是，对王亚樵的通缉和追杀就此开始，并长达四年之久。1936年10月，军统第一杀手王鲁翘在广西梧州最终完成了对王亚樵的刺杀。
解决了“暗杀大王”，国民党蒋系政要们都松了口气，宋子文自然也是其中之一。但若说宋子文就此对戴笠心存感激了，那还不至于。
让宋子文觉得“暖心”的，是另一件事。
上海北站遇刺案后，宋子文的司机神秘失踪。毫无疑问，宋的行程便是此人泄露出去的。但在民国时期，要把一个有心躲藏的人“挖”出来，其实难度很大，况且司机也不是什么公众人物，躲在哪里都不会显眼。
但戴笠却一直惦记着这事，军统一线行动队手里始终留有这名司机的照片。1935年初，沈醉在一次行动中偶然发现了此人，并在苏北将其抓获。不得不说，戴笠欣赏沈醉是有道理的，这是名“天赋型选手”。
司机归案，宋子文了结了一桩心事，而他和戴笠之间的密切交往，也从此开始。
由此可知，宋、戴二人结交，主动示好的一方是戴笠。这符合两人之间的地位差距，同时，也和戴笠所处的客观环境有关。
04
戴笠的发迹，经历了三个阶段。
第一阶段是“密查组”时期，戴笠在这个阶段把他的团队打造成了“有编制”的正规特务组织，所以意义重大。但这个阶段的团队规模很小，不足百人。
第二阶段是从1932年开始的“特务处”时期，这是戴笠真正开始平步青云的起点，属于“承上启下”的关键阶段。
第三阶段是从1938年起的“军统”时期，戴笠的势力在这个阶段迅速膨胀，军统的内勤、外勤、武装人员及外派人员在巅峰时期超过了10万。
电视剧《叛逆者》中的特务处证件
戴笠主动与宋子文交往，便发生在第二阶段。
对于戴笠来说，能够入主特务处，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外，还得益于好朋友胡宗南的提携。但胡宗南毕竟远在西北，所以当戴笠进入“上升通道”后，面临的“新课题”便是如何钻营上层关系。
戴笠的选择其实并不多。首先，军方关系很难“经营”。一方面，特务工作本就有监督军方的职能，和他们走太近会“犯忌讳”；另一方面，在论资排辈的军界，戴笠这个黄埔六期肄业生先天地“矮人一头”。
其次，戴笠的“气质”和政治圈也格格不入，在政学系那些清高大员眼中，他就是个“大老粗”。
最后，在蒋宋孔陈“四大家族”中，戴笠的工作性质和陈氏兄弟的CC系是先天的“竞争对手”。
所以，就只剩下孔、宋两家了。钻营这两条线是回报最高，也是最“安全”的。因为孔、宋和蒋都是亲戚，属于利益共同体，和他们走得近，逻辑上蒋介石是最“放心”的。
而且，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“商人”。商人有商人的“可爱之处”，他们讲究的是实用主义，是利益计算，而不是资历背景这些“虚”的东西。所以只要戴笠展现出自身的“价值”，就会被认可。
正因为这些原因，特务处时期的戴笠与宋子文、孔祥熙的关系都不错。孔宋夫妇在民国金融界弄出过不少贪污案，事情闹大了，蒋介石有时会让戴笠参与调查。这种时候戴笠都会“手下留情”，要么抓点小喽啰交差，要么如实禀告蒋介石，自己不会轻易动手。1934年的“二三关”库券风潮，1937年的上海棉纱案，都是如此。
电视剧《追风者》中的库券风潮
不过，对于戴笠的“主动示好”，宋子文的反馈要比孔祥熙更积极。于是宋、戴二人越走越近，戴笠也最终在“孔宋之争”中站到了宋子文一方，并在1942年的“林世良案”中正面“硬刚”了孔家。
那么，宋子文是出于怎样的考虑，而和戴笠交往的呢？
05
戴笠从1932年的特务处时期开始“攀升”，而宋子文则在1933年连丢了财政部长、中央银行总裁、行政院副院长三大要职。
这个时期的孔祥熙，是新晋的民国“二号人物”，而宋子文却成了“在野人士”。这是宋子文更“在乎”戴笠的客观原因之一，因为他要扩展自己的势力，以图“东山再起”。
还有一个主观原因，这和宋子文的性格，或者说他的“自我认知”有关。
孔祥熙当“二把手”，就像个“孤臣”，而宋子文截然相反，他不仅交友甚广，而且不讲“忌讳”，甚至触碰到了军方。原本用来缉私查税的税警总团被他打造成了精锐“私兵”，并和张学良暗中谋划，打算联合东北军一起北上抗日。
宋子文与张学良 | 图源：网络
宋子文这种“大大咧咧”的“性格”，本质上是因为他把自己定位成了民国的“大股东”，而不是“臣”。从他的历史贡献来看，这样的自我认知并非全无道理。
所以，和特务头子戴笠走太近这事，别人可能会有所顾忌，但宋子文不会。那时的蒋介石也不太在意这事，宋子文都下野了，税警总团也“充公”了，蒋介石多少有点“愧对”大舅子。
况且，那时的特务处还只是个“小部门”。后来蒋介石警告戴笠要和宋子文保持距离，是在抗战中后期。
好了，宋子文和戴笠“走到一起”的原因大致说完了，下面讲一下二人“并肩作战”的西安事变。
06
西安事变，1936年12月12日爆发；14日，宋美龄的代表，澳大利亚人端纳飞抵西安；19日，宋子文前往西安；22日，宋美龄、宋子文、戴笠等飞赴西安；25日，宋子文、张学良等护送蒋介石离开西安。
从上述的西安事变大致过程可知，宋子文无疑是其中的关键人物。
其实，端纳最初从西安传回来的消息，是建议宋美龄和孔祥熙赴陕谈判。孔祥熙没去，倒不是因为他怕死，而是遭到了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的强烈反对。
主战派自然不希望以和谈的方式解决此次事件，于是给出了一个很“充分的”反对理由：“一把手”已经被抓了，如果“二把手”再去自投罗网，那党国就完蛋了…
于是，宋子文的机会就来了。他不仅是在野身份，而且和蒋介石关系密切，又和张学良、杨虎城都是朋友。再加一条，因为他的强硬抗日态度，中共方面也比较认可宋子文。
所以，宋子文赴陕调停，几乎就是“不二人选”。但主战派依旧反对，说他还有“中央执行委员”等官方身份，如果去西安，“难免有政府与叛乱讨价还价之讥”。
这就是宋子文最终以“私人身份”赴西安的原因，这样一来，主战派就无话可说了。何应钦原本觉得，没有官方身份的宋子文谈不成任何事情，但他“漏算”了一招：宋子文在西安很容易就见到了蒋介石，然后蒋介石授权他与张、杨谈判，这样，谈判有效性的问题就解决了。
电视剧《光荣与梦想》中的西安事变剧情
宋子文在19日第一次赴陕前，给戴笠打了个电话，问他“借”个人。这个人叫郭增恺，曾是杨虎城的部下，因为宣传联共抗日被特务处逮捕并关押。
戴笠二话没说，放人。这就是宋子文“人脉甚广”的优势，他去西安，是带着郭增恺这个“见面礼”去的。
21日宋子文返回南京，戴笠马上就登门了，并提出要亲赴西安营救蒋介石。不过，这事遭到了宋美龄的反对，因为，戴笠虽然和张学良是结拜兄弟，但很多张、杨的部下都痛恨这个特务头子，所以宋美龄担心戴笠的出现会激化矛盾。
最终促成戴笠赴陕的，便是宋子文。
宋子文在西安的时候，就和张学良谈妥，要让戴笠来西安，目的是“代表黄埔系观察此地之局势”。
“代表黄埔系”…这个地位拔得不是一般的高啊！
总之，西安事变对于戴笠来说，是“忠心救主”也好，“政治投机”也罢，结果就是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进一步加强了，这其中有宋子文的一份“功劳”。
宋子文自己却在西安事变后依旧“默默无闻”，他的再次崛起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后，而且一“出场”就成了日本的暗杀对象。
07
1937年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爆发后，宋子文提出了一个“九国公约”方案，也就是依靠外交途径，通过欧美列强的“施压”来迫使日本退兵。
虽然这个方案很有点“一厢情愿”，英美列强不积极，日本也不买账，但睚眦必报的日本人还是决定除掉宋子文这个“麻烦”。
日方派出了高级特务，南本实隆少将秘密潜入上海，实施对宋子文的刺杀行动。但这个信息被戴笠的情报人员截获了。
戴笠自然全力应对，于是派出了手下大将文强，伪装成一名被日谍收买的高级军官，打入到了南本行动组的内部。（好像某部谍战剧中有类似剧情，小杜不记得了，知道的朋友麻烦留言告知。）
掌握了南本的动向后，戴笠原计划设伏将其一网打尽，但不久后日军从金山卫登陆，上海沦陷已成定局，暗杀计划随即取消。
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 | 图源：网络
南本因此逃过一劫，但戴笠和宋子文的关系还是更进了一步。
同样在“八一三”期间，戴笠经蒋介石批准，与杜月笙等上海地方势力合作成立了“苏浙别动队”，以协助正规部队的军事行动。
这个别动队是军统涉足武装力量的开端，后来发展成了数万人规模的“忠义救国军”，解放战争期间又改编为交通警察总队。
除了戴笠和杜月笙外，宋子文也是“苏浙行动委员会”的重要成员之一。
国军在淞沪会战中全线败退，苏浙别动队是最后撤离的一批部队，正是因为宋子文与上海法租界当局的交涉，才使得一部分别动队员得以避难租界，保存了有生力量。
后来“忠义救国军”的不断壮大，自然也有宋子文的助力。当时的各抗日武装力量，缺的都不是人，而是武器。宋子文手上不仅有中国、交通两大银行，还有英美的军购渠道。
宋子文在美国期间，曾授权中国银行，只要是戴笠来借钱，“即照数接济，毋须先期电告”。二人关系之深，可见一斑。
所以后来蒋介石警告戴笠要和宋子文保持距离，就是让他不要再向中国银行借钱了。
军统在抗战时期的“巅峰之作”，是1943年成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。这个合作所不仅强化了军统的特务职能，还为“忠义救国军”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培训。
毫无疑问，戴笠能和美方谈成这次合作，宋子文这个“美国通”是起了大作用的。事实上，合作协议的最终定稿人便是宋子文，在美国签署协议的也是宋子文，戴笠是在三个月后，于重庆补签了协议。
“军事野心”，成为了戴笠和宋子文之间，真正的那个“共同点”。
08
1946年2月1日，是戴笠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除夕夜，一个半月后，他的坐机在南京岱山坠毁。
陪伴戴笠最后一次守岁迎春的，是宋子文。
那时的宋子文已回归“二把手”之位，任行政院院长。他在1月下旬来到北平，目的是处理北平的敌伪资产接收事宜。换言之，抗战胜利都快半年了，接收问题依旧是乱象丛生，行政院长不得不亲自出马协调。
当时戴笠也在北平，主要任务是战后肃奸，顺便参与接收。1945年12月蒋介石访问北平，戴笠负责警卫工作。所以宋子文抵达北平后，自然仍是由戴笠负责招待和安保。
除夕舞会在宋子文下榻的吴泰勋公馆举行，宋子文很尽兴，而戴笠却显得忧心忡忡。
抗战胜利后，军统面临了“生存危机”。因为国共在重庆谈判中达成共识，要取缔特务机关。
电视剧《大决战》中，重庆谈判时的戴笠
不过这只是表面原因，因为戴笠知道蒋介石要打内战，不可能真的取消特务组织。真正的危机来自于陈诚，他精准地击中了戴笠的“痛处”：别动军。
这支军统的武装部队已扩大到了五万人，不仅装备精良，还接受过美军的训练。陈诚也知道蒋介石不会取消特务组织，但对别动军一直“耿耿于怀”，于是就向蒋提出要取消别动军。
戴笠没办法，只能做了一个把别动军改编成交通警察部队的方案。这个方案其实是很聪明的，因为蒋介石对打内战有信心，交通优势正是原因之一。戴笠这个方案可谓“投其所好”。但提交方案要走流程，躲不过陈诚的军政部。
关键时刻，又是宋子文出手，申请调别动军北上护路，并获得了蒋介石的同意。这等于为戴笠争取到了宝贵的运作时间，别动军不至于被突然取消。
这次除夕夜的相聚，宋子文还向戴笠透露了一个绝密信息：何应钦将被派到联合国任职。
当时别动军还有另外一条更好的“出路”：改编为海军陆战队。但前提是美国方面同意援建，并达成合作协议。所以宋子文提醒戴笠，可以在何应钦赴美前多走动走动，或许对促成合作有帮助。
关于戴笠的坠机案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。不论真相如何，从宋、戴的最后一次深谈内容中可以得知，那时的戴笠是非常焦虑的，而且留给他保住军统“半壁江山”的时间并不多。何应钦被赋予闲职，也让戴笠产生了“兔死狐悲”的危机感。
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些都是戴笠的“催命符”，让他在这场无奈的奔波中，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
戴笠能有宋子文这样一位“好兄弟”，到底是福是祸？不同的人，处在不同的人生阶段，应该会有不同的答案吧！
